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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起我们深圳以前不是小渔村!
发布日期: 2021-03-14 13:15 发布人:币游app 观注度:

  传奇的地方,总能诞生传奇的段子。回顾深圳的发展之路,我们常常被这样的话所萦绕:“小渔村变特区”。

  渔村说的始作俑者已经无法考证清楚了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:当我在课堂上听说深圳这个名词的时候,这座传奇之城,已经跟“渔村”撇不开关系了。

  我曾天真地以为,“深圳过去是个渔村”只是个别人的煽情,是乌合之众的不严谨描述。而事实是:专业的媒体、权威的专家、正式的文书,都对“渔村说”津津乐道。不仅外地对深圳如此认知,部分深圳媒体也认同这一说法。

  “从一个小渔村,发展到繁华特区,深圳的巨变,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。” (徐蕾 《深圳:小渔村创造大奇迹》,人民日报海外版 ,2008年12月2日 ,第03 版)

  深圳原本是南中国的一个小渔村,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化建设的奇迹,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。(杨世国、程全兵《深圳:“创新之城”是如何炼成的》,人民日报海外版 , 2015年04月15日, 第 07 版)

  “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,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,深圳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,世人见证了无数深圳故事、深圳速度、深圳奇迹” (盛卉 等《时隔5年,深圳再上人民日报头条反映了什么?》人民网-时政频道,2015年06月19日)

  “37年前,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,从昔日小渔村起步,发展成繁华都市,引领着珠三角经济增长极崛起,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开放的重要标志。” (霍小光 等《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》,新华社2017年4月13日长篇通讯)

  “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远小渔村发展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史” (《深港东部“明日之城”腾飞在即》,深圳特区报2007年8月31日)

  同是深圳报业旗下媒体的深圳新闻网,2016年8月23日的一篇文章,标题就直接冠以“小渔村”:《一座魅力之城!南下见证一个小渔村巨变》。

  2010年10月刊, 民政部主管的《中国地名》杂志 刊登文章《深圳: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 的精彩巨变》。

  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近十多年来全世界共同的呼声,深圳从一个边陲小渔村发展到今天世人瞩目的大都市,无疑深刻地阐释了发展的形式和内容”(刘筱《转型时期深圳城市空间管治研究》,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)小渔村似乎还不过瘾,为了“突出”深圳过去的“落后”,还特意加一个“边陲”!

  “在过去的30余年中,深圳由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性大都市,经济突飞猛进,一日千里。” (李君《对外开放与深圳经济增长》,2017年深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)

  以上提到的“小渔村”叙述,只是众多公开发表的文字中的九牛一毛。遗憾的是,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最早用“小渔村”来称呼深圳的前世。

  在很多“底蕴主义者”眼里, 深圳这些如日中天中的大都市的历史,似乎就应该是一张白纸。 如果稍微有点常识,稍微考究一下,就会发现:这逻辑和结论,是多么的无脑。

  深圳过去是个小渔村——这个“过去”到底上限何时,似乎也没明说,但揣摩其前后文后,我们应该可以判断:大多数人说的“过去”是上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以前。为了多普及点知识,我们简要追溯一下深圳地区的前世今生。

  今深圳、香港区域,古代的确没有出过长安、洛阳、广州、杭州、苏州这种大咖级的名城。但是, 作为秦汉以来就有大规模人口聚居的地方,出产几座古城是不在话下的。 早的无法考证遗址的就不说了。公元331年,距今1600多年,当时深圳这一属于“东官郡”,郡的治所和当时的宝安县城,就在 今天深圳的南头一带 。这个东官,后来改成了东莞。

  插一句,珠三角这个东莞,是后取的,更早的“东莞”诞生在在遥远的北方齐鲁大地,今临沂市沂水、莒县北部一带,汉代琅邪郡下就有一个东莞县,这里到了东汉末设东莞郡 (郡的级别高于县,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) 。

  在东官郡管辖的时候,郡的中心城市 (郡治) 就设在深圳地区的南头城,这里同时也是古宝安县的治所。南头城一带,现在变成了南山区的一部分,早已成为深圳的繁华区域——南头古城遗址,就在深南大道附近, 这里的建城史,保守地从东晋开始,已有 1686 年历史。 到了至唐朝至德二年 (757年) ,宝安县更名东莞县,县城由南头古城迁至涌地,即今东莞市。

  明朝隆庆六年 (1572年) ,南头地区人民向上级请求恢复设县,县名“新安”。到了万历元年 (1573年) ,上级批复,原东莞县南部分拆出新安县,清代以来这里经历迁海、鸦片战争、抗日、解放战争,风云变幻岁月中,此城饱经沧桑,曾迁出又迁回,直到1953年,由南头古城迁到后来的深圳镇。 明朝初设新安县,就有有居民7608户,33971人。

  深圳镇设立于1931年 ,跟古代县城不同,这里是因为商业而形成集镇的,当地人称为“深圳墟”。深圳,因所处地有深沟 (南方人习称圳或涌) 得名。东南沿海的 “墟”,类似于北方人说的“集市”。 1953年,因为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,交通便利,宝安县城从南头古城搬到深圳墟。1979年,邓爷爷海边画圈, 原宝安县升格为深圳市。今宝安区,并不是宝安县城所在地,而是原县西北面的一片区域。 这个深圳镇,是深圳特区升级前的中心区域,也是深圳市政府驻地罗湖区所在。

  这个县城所在的深圳墟,最早也是形成于元明时期,虽然当时不是县城,却也不是荒凉的地方。 “深圳”一名记载最早来自明永乐八年 (1410年) 。老居民记忆最深的是东门老街。这里的门,不是城门,应该是集市开市、闭市的栅门。明晚期,今罗湖区一带形成了多个客家村落,因为生产生活需要,村落之间建起了集市——墟,这里有一条深水沟,沟在南方称为“圳”,“深圳墟”因此得名。 那条深水沟,即今天流经深圳市区的清水河。

  清代迁海政策让深圳墟一度沉寂,到了民国广九铁路建成通车,带动了深圳墟的重新繁荣,这里有商号店铺、骑楼、庙宇、书院、祠堂、古钟,多建于晚清民国。这里既不是以打渔为主,也不是村儿,怎么能被视为“渔村”呢?“深圳墟”,在清康熙27年间(1688年)的《新安县志》里就出现了——为啥还有人动不动就“名不见经传”呢?

  这里是“深圳”得名的原点,也是当代深圳华丽转身的地方,这个实打实的县城(新宝安县),保守说还是个“深圳镇”,它能说是个“村儿”吗?必须不能!

  另外,明朝初期还在深圳东部设千户所城—— 大鹏所,这是深圳别称“鹏程”之源 。

  除了行政意义上的城,深圳境内还有一座军事城堡——大鹏所城,位于大鹏新区半岛东部沿海。明朝初期的军事组织是卫所制度,卫的级别较高,像天津卫、威海卫。卫城管辖若干所,大鹏所的上级是广州左卫。所有较大的千户所和较小的百户所,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(公元1394年),占地约11万平方米的大鹏所,是千户所,所城的长官正千户为正五品,而其驻地的县城县令也只有正七品。从规模和级别上说,这大鹏所城,已经超过了县城。即便没有县城,这里还有一座军事城堡,这样的深圳能说是个“村儿”吗?必须不能!

  作为深圳的前身,宝安县的沿海地区一定有渔业经济, 但小渔村再多,它们也不是深圳市的前身。 早期媒体还不十分发达的年代,官方文件对深圳之前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。新编《宝安县志》称:“自鸦片战争后,深圳成为中国与英租地港九相毗邻的边陲小镇。”国家领导人、深圳市官员在讲话中,也说深圳当年是“边陲小镇” (从常识的角度讲,也值得商榷,但也比小渔村要更准确) 。考虑到经济实力、历史文化、影响力等因素,当时的宝安县与周边地区相比,堪称“小镇”。

  2005年8月28日,人民网发表署名“胡媒”的文章《见证深圳25年》斩钉截铁地指出了“小渔村”的地理坐标:“这个小渔村,就是现在罗湖区的渔民村”。

  不过,这就怪了:这个罗湖村的裕民村,历史比深圳建市还要短,它原是宝安县附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,后来被安置为一个城中社区。它,是如何被媒体抓住大做文章的呢的呢?深圳论坛网友卢兄1957爆料:同志1984年视察深圳时到过渔民村,渔民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深圳的典型。那些记者、作家以为宝安县城一直在南头,用极其夸张的手法,用小渔村代表深圳写作。

  正常情况下,直接对人说“无知”不太礼貌,但对于这群忽略常识,而醉心于制造神话的人,还真适合用“无知”来形容。殊不知,这样自以为很有创意的“发明”,丝毫不会为文章增光添彩,而深圳城市传奇,也不需要这样苍白无力的渲染。

  改革开放前深圳没有照相馆、没有眼镜店,深圳是个文化沙漠。古代的东官郡城、宝安县城、大鹏所城,近代以来形成的深圳墟即新宝安县城,地图上的它们,就像一个个粗壮的钉子,扎在那些无知者的脸上。这活生生的城就在深圳市区,还是禁不住某些人不停地说深圳“小渔村”!

 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—— 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,没有丝毫诚意、常识 , 反而隐藏着一种猥琐邪恶的哲学: 引领潮流的前卫之地,过去都是文化的沙漠。

  这种套路还被应用于国内其他著名城市,如 近代开埠前上海是个小渔村、德国人来之前青岛是小渔村、迪拜20年前是沙漠渔村。 其实, 170多年前的迪拜,就已经是繁华的港口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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